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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2年伊始，1月进出口额就较为罕见的出现了“双降”局面。而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我国外贸出口1144.71亿美元，环比上月下降幅度高达23.6%。严峻的外贸形势越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放缓似成定局

　　当前，我国外贸出口形势的变化，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密切相关。其大背景正是全球贸易额在近期出现下跌的局面。

　　2012年初始，欧元区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经济遭受地震重创后回升缓慢，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仍然较大，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增多，这使得全球贸易额难以保持过去的较快增长，甚至出现了较为罕见的下跌。经合组织（OECD）2月29日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去年第四季度商品贸易额大幅下降。去年第四季度，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进口总额环比下跌0.2%，出口总额环比下降1.2%，而前一季度出口总额环比增长0.9%。

　　而如果进一步分析，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下降更有着诸多深层的原因：

　　首先，汇率升值的综合效应。众所周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意味着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优势趋弱。而自2005年汇改启动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攀升，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30%，积累效应大。此外，汇率升值使外商对华投资成本上升，外商对华投资热情有所下降，使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出现下降。2011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仅增长1.1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仅增长9.72%，而2010年这两项数据的增长额为16.94%和17.44%。而根据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2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7.26亿美元，同比下降0.90%，这已是FDI连续四月呈现负增长。

　　其次，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一直以来廉价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国外贸出口的最大比较优势。而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需状况正在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正在悄然下降，刘易斯拐点正在出现。这也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自2007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随后这一现象又开始向内陆地区蔓延。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关系自发调节下，企业为留住劳动力而连续加薪，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此外，劳工权益、劳工保护、社会保险等要求的提升和增强，也使中国劳工成本上升。以目前趋势，笔者预计，劳动力成本在今后几年还会继续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涨。

　　第三，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回归。2011年11月1日，财政部部务会议和国家税务总局局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资源税改革将按照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方向，征收范围在石油天然气的基础上扩展到其他资源产品。2012年，资源税改革再次扩大范围至锡、钼、菱镁矿、滑石等矿产资源的资源税税率调整。与此同时，酝酿已久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也已破冰。由此看来，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是未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方向，而价格改革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无疑会带来的出口产品成本的上涨。

　　第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增速下滑，需求大幅萎缩，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竞争。这使得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上升：2011年，国外共对我国发起贸易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调查67起；除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新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加。

　　最后，欧债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12年我国出口形势并不乐观，预计全年进出口额将在4万亿美元左右，增幅在15%左右。同时，预计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总量虽然仍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逐渐回落似成定局，其年均增长率将在12%左右。

　　出口增速回落是高增长后的必然阶段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但不应把出口增长的下降视为洪水猛兽，出口减速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需客观理性看待。应该认清，出口增速的回落是新兴经济体经历高增长后必然经历的阶段，也是其经济成熟度趋于完善的表现。具体分析来看：

　　首先，出口增幅回落有利于实现我国的贸易平衡。人民币升值、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国际市场需求下滑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慢，贸易顺差将逐渐减少，渐趋平衡。这将有利于减少我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摩擦。

　　其次，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有助于我国外贸结构的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外贸的比较优势是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倒逼”企业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转变，这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使出口产品结构升级。

　　第三，要素价格的合理回归有助于我国出口结构向集约型方式转变。过去，我国出口产品的资源、能源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多，环境压力较大。“中国制造”以资源的粗放型使用为代价向世界提供着价廉物美的产品。随着资源税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转变我国的外贸发展方式。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需要更重“质”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重点不在“量”，而在“质”，即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表现在：发展目标从主要注重规模和速度增长，到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提升的转变；从主要依靠低价竞争向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的转变；从以低端要素投入为主到以高端要素投入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具体措施上，应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加快推进汇率、外汇管理和涉外金融政策的调整。

　　第一，加快推进人民币走向区域化、国际化的进程。这就需要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和灵活性。

　　第二，妥善和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完全可自由兑换。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宽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快地解除限制，在解除短期资本交易限制方面，步伐可以放慢一些。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可先放宽对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我国中央银行、外管局等应尽快拟定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明确的时间表，给市场和企业明确的未来预期。

　　第三，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加快外汇市场建设，扩大外汇交易主体，丰富外汇交易工具，加强外汇管理电子化建设，推动我国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

　　第四，应发挥金融服务对贸易结构的导向作用。贸易融资要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应加大对“三自三高”（即：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营销渠道，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及服务出口的融资支持力度。

　　——多方位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以海外投资带动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应加强对企业“走出去”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国家外管局、进出口银行等应对“走出去”的企业在贷款、保险、担保、用汇、退税等方面尽可能提供多的支持，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对重大境外投资项目以及资源风险勘探项目应适当给予贷款贴息、优惠贷款和提高财政注资比例；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开发，方便跨国企业规避汇率、利率等风险；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充分利用区域性金融平台，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对重点海外投资项目，允许企业使用政府境外投资专项贷款的比例应进一步提高。鼓励国内商业银行与大型海外投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发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推进海外投资企业通过债券、上市等多元化方式融资手段，为海外投资提供更宽阔的资金来源。

　　第二，加大对能源、资源型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应扩大海外能源、矿产勘探基金的规模并完善管理，分担企业风险。国家应扩大和完善海外能源、矿产资源勘探基金的规模与管理体制，由国家承担前期风险程度最高的勘探风险，分担和减轻企业风险。具体来说，对于资源开发前期的勘查工作，经费由政府全额承担；选点后进行矿床勘探时，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风险勘探沉没的资金，由国家风险基金核销，风险勘探成功后从企业收益中及时返还。风险基金既可针对前期项目的调研、可行性研究、投标等准备工作，也可以针对项目启动之后运营中的不测。

　　第三，建立跨部门的领导协调机制，加快对外投资领域的立法步伐，充分发挥商、协会作用，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应成立由国家领导人牵头的领导协调机制，完善各部委之间的联系机制，全面规划和指导对外投资工作。商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应积极推动尽早制定国家的《境外投资促进法》，将企业“走出去”纳入法律框架之下。充分发挥“走出去”带动外贸转型是应对出口增速放缓的关键